第一六0章 斗败的公鸡

    和马鸿逵一家的饭局还是比较愉快的。

    由于刘一民的到来，没有再出现西路军西征的情况，红军对马家军也就没有了历史上西路军失败后那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仇恨，所以，当刘一民向**汇报时，**才有了将马鸿逵比照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办法处理的想法。只有刘一民心里清楚，原来历史上的马家军是如何凶残。

    现在，马鸿逵部队打完了，赔偿的钱也掏了，战马和牛羊赶来了，还交回了三件国宝。因此，罗荣桓、蔡中、曾中生、吴征、钱壮飞、胡底等人心情都很好，宴席上，对马鸿逵边教育、边安慰，劝他振作起来，回到宁夏后，痛改前非，踏踏实实为宁夏人民做点好事。

    刘一民知道，历史上的马鸿逵，虽然没有参加消灭西路军的主要战斗，但抗战的时候他也是中国唯一没有派部队参战的地方军阀，马步芳、马宏宾都派部队参战了，唯独马鸿逵躲在宁夏一动不动，拼命捞钱，鱼rou百姓。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马鸿逵倒是行动积极，率部队抢占三边地区，**曾气愤地说他没干过一件好事。

    现在情况变了，说不定马鸿逵在失去资本后，会有所改变，最起码是不敢再向红军下手了。

    刘一民在酒桌上倒是没怎么说话，坐在唐星樱的身边，安安静静地吃饭、喝酒。

    不料，刘一民的沉静让马鸿逵越发的觉得这个年轻军团长莫测高深，用脚轻轻地碰了一下四姨太，刘慕侠马上会意，端起酒杯就来到了刘一民和唐星樱跟前，说道：“刘军团长，刘夫人，对不起，我刚从宁夏来，消息蔽塞，不知道你们刚刚结婚，今天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请军团长和夫人不要怪罪，我先喝一个给二位赔礼。”说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刘一民只好站起来说：“四姨太客气了，不知不罪。其实，马先生还是做了一点事情的，在宁夏植树这件事就做得不错。临别之际，我有句话请你们夫妇斟酌，那就是多造福少造孽。造福可以富民，也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宁静。造孽祸民，还会让自己的心灵堕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人来世上，生命短促，贪婪无耻，就枉了父母的教诲，也让先人蒙羞。举个最现实的例子，邵力子是陕西省政府主席，但为人正派，两袖清风。他也被我们俘虏了，可是他却是我们的座上宾。为什么？请马先生回去后好好想想。”

    马鸿逵忙站起来连连打恭，嘴里说着受教了，手里的酒杯却不停地和刘一民的酒杯相碰，要与刘一民干杯。

    刘一民和唐星樱只好与马鸿逵两口子碰杯。

    喝过酒后，气氛就热络起来了，刘慕侠拉着唐星樱套近乎，硬是让她带来的三个丫头进来，每人唱了一段秦腔。

    唐星樱虽然参加红军以来造化好、机遇好，连立大功，又得偿所愿，但论起人生阅历，她哪里是饱经沧桑、善于察言观色的刘慕侠的对手。最后，可能是与三个丫头年龄相仿，又同情她们凄惨的身世，唐星樱求着罗荣桓让把三个丫头留了下来，到文工团找赵小曼报到去了。

    马鸿逵虽然出了钱，所得的三件珍宝又被红军收缴，不过能活着回去，重获自由，还能与红军这个强大的邻居搞好关系，心情也是愉快的。

    而刘一民，一是现在国共和谈的气氛不允许他杀马鸿逵这样的人，二是从战略上考虑，也不能让马宏宾在宁夏一家独大。历史上马宏宾之所以最后表现进步，接受改编，一方面是他没有大的罪恶，另一个方面是当年马鸿逵一力打压他，他的势力相对较弱，对国民党当局极度失望。现在马鸿逵被俘，他又被任命为宁夏主席，可不能干掉一个马鸿逵，再上来一个比马鸿逵更聪明的强势军阀，那样的结局是刘一民绝对不愿看到的。

    结果，在马鸿逵拍着胸脯再三保证一定痛改前非后，红七军团就如约让他带着自己的高级军官回宁夏去了。

    处理完马鸿逵的事情，刘一民就让胡底抓紧时间做马步芳的工作，因为他知道，很快华北事变就会升级，有多少大事等着去做，没有时间在这些遗留问题上拖延。

    胡底按照刘一民的授意，找上了马朴。

    马朴，字怀庵，回族，甘肃临夏人。被俘前任100师独立骑兵旅旅长。

    刘一民知道，历史上马朴率部参加消灭西路军的倪家营子之战，为流弹所上，让被俘的红军战士抬回了青海，后来与马步芳政见不合，赋闲在家。青海解放后，利用它的威望做了不少工作，曾担任青海省副主席。

    由于马元海在天水战役中被狙击手击中背部阵亡，青马被俘军官中，马朴年龄大，威信相对较高。因此，刘一民就让胡底直接找他对话。

    有了对付马鸿逵的经验，加上本身又是**情报前三杰之一，斗争经验丰富，胡底很快就把马朴降服了。

    其实，说白了，经过被俘这么长时间的教育和关押，这些斗大字不识几个的青马高级军官们，内心里早已低下了高傲的头。他们不得不承认，即令是红七军团把他们放回去，再让他们带着部队来打，他们依然是战败。这个结果是残酷的，但它就是事实。因为这些军官们已经看出，天水之战，他们失败的不亏，无论是战术、火力，还是对敌侦查、谋划布局，他们与红七军团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不是一个重量级。

    唉，时代变了，单凭挥着马刀和残忍野蛮称雄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当胡底找上马朴时，马朴内心很庆幸，红军还知道他，还看得起他。无论如何，只要能回去就好。

    马朴很快就用红军的电台给马步芳发报，要他派人带钱来救这些军官们。红军的条件是旅长20万元，副旅长15万元，团长10万元，副团长5万元，营长3万元，副营长2万元，连长1万元，排长5000元。保安团、民团按这个标准执行。新二军和骑五师活着的旅长还有6人、副旅长还有5人，团长9人，副团长还有6个人，营长、副营长21人，连排级多一点。要马步芳无论如何带上500万元来与红军谈判，现在马鸿逵和七师的高级军官已经被释放，自己和军官们在这里度日如年，急盼解救。

    其实，刘一民、胡底、马朴都没有想到，此时，马步芳的参谋长马德已经带着黄金在前往西安的路上了。

    马步芳和马德率领宪兵团从甘谷逃回西宁后，惊魂未定，来不及收拢各地参与民团，拼凑部队，薛岳的十万大军就赶到了。

    这次是薛岳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辛苦，丢下了许多尸体，才赶到了西宁。

    马步芳一见薛岳大军赶到，就去拜见薛岳，要求薛岳为他报仇。

    薛岳鼻子里哼了一声，就不再理会他了，派出部队赶往兰州加强防务后，薛岳就开始在西宁行动了，将马步芳任用的官员免去了三分之二，仅留下个别名声略好的官员支撑门面，重要职位全部换上了从南京紧急空运到成都、随薛岳部队进入青海的官员。

    这一下，马步芳算是彻底明白了，原来薛岳不是来帮自己的，而是来抢青海的统治权的。

    明白归明白，没有实力一切都是枉然。

    想去南京找蒋介石告状吧，薛岳直接就告诉他，委座说了，可以让他到南京就职，还可以派飞机来接他和他的家眷。

    再想想当年自己和叔叔马麟闹矛盾，马麟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告状，蒋介石直言不讳地对马麟说，你们马家盘踞青海甘肃一带，没有给人民办一件好事，行径与土匪无异。弄得马麟羞愧难当。想到这里，马步芳自己就断了去告状的念头。

    痛定思痛，马步芳觉得谁都不怨，就怨自己太傻太愚蠢，硬生生地把主力和那么多的保安团、民团断送在了天水。当务之急，是赶紧离开西宁，带残存部队撤到玉树去。只要能在玉树休养生息几年，力量壮大了，蒋介石也好，薛岳也好，谁都拿自己没办法。

    于是，马步芳带着自己的亲信和残余部队，离开了西宁，逃到了玉树。

    薛岳懒得理他，巴不得他离开西宁呢。如果马步芳胆敢不轨，薛岳相信，自己谈笑间就可让他灰飞烟灭。

    马步芳逃到玉树后，和马家军留在青海的核心人物一商量，就觉得马上得与红军交涉，让他们把被俘的军官和士兵放回来，不然的话，在薛岳的打压下，青马集团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的。

    这马步芳和马鸿逵有一点不同，他比马鸿逵狠，办事自然也是如此。他知道，想从红军手里把人救出来，无异于痴人说梦，除了黄金、银元、战马、粮食，别的恐怕说什么都不行。好在青海产黄金，马家在青海统治多年，家底丰厚，出点血也不算什么。关键是要避开薛岳的耳目，安全的把黄金和银元送到红军手里。

    马步芳本想亲自去西安，又怕薛岳知道后说他通共，借机收拾他，只好派参谋长马德前往西安。为了安全，马步芳把自己最后的精锐宪兵团派了出来，护送马德。

    马德走后，马步芳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着西安的消息，这一接到马朴的电报，马步芳就欣喜若狂。看来事情能成，这一定是红军授意马朴发的电报，等着自己去赎人呢！

    马步芳马上回电，已派参谋长马德率宪兵团带钱款去西安，请马朴转告红军长官，注意派部队接应，保证马德一行安全。

    马步芳还要求马朴多做工作，尽量让红军多放点人回来，钱不够不要紧，等马德到后，可以让宪兵团护送军官们回来，随后再带钱去接人。总之，回来越多越好。

    胡底把马步芳的电报拿给刘一民看后，刘一民就笑了，马步芳这家伙，看来真的是开金矿开富了。行，这戏好看！

    这个时候，李清已经赶回了西安，开始和胡底一起配合工作了。刘一民找来罗荣桓、蔡中、曾中生、吴征，同李清、胡底一起商量，觉得如果马步芳真的愿意拿钱赎人，不妨把那些俘虏士兵给他放回去。现在情况变了，马步芳一定是受了薛岳的气，又告状无门，急于壮大力量，与薛岳争夺青海统治权。既然如此，等马德来后，就与他谈判，按照班长3000元、士兵2000元的价钱让他赎买俘虏。

    李清提出，标准太高了，马家军抓兵是不掏钱的，这样高的价格，马步芳一定不干，很难谈成的。

    刘一民说：“谈不成不要紧，反正我们修路、建学校、搞屯垦、开矿山、办企业哪一样不需要劳力啊？而且这劳力还是免费的。”

    李清嘟囔了一句：“你不是想要钱么？”

    刘一民还没说话，蔡中就接着说：“军团长，我怎么感觉你这种搞法有问题，好象我们在做生意一样。你别忘了，我们可是红军，我们有俘虏政策。”

    刘一民有点疑惑，再次看了看蔡中，感觉他好像没有发烧，就说：“我知道我们是红军，我们有俘虏政策，但那是看对什么俘虏。要是我们坚持按俘虏政策办，不知道变通，我们这么强大的七军团从哪里来？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从哪里来？再说了，没有钱怎么发展，拿什么去买设备、买材料，怎么能造出枪炮弹药来？这青马部队作恶多端，按道理我们不应该放他们，而是开他们的公审大会，一律枪毙。不过，那样我们不是得不到革命需要的资金了么？听我的，没有错。不过，我提醒你们，上到抗日战场时，少给我说什么俘虏政策，遇见日本兵就一个字，杀！直到把他们杀得吓破胆主动投降为止。千万不能在敌人没有放下武器前，就喊着缴枪不杀往上冲。谁敢那样干，就撤谁的职。大家都记住我的话。”

    大家都不再吭声，办公室里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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