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我小时候，黄昏是一天最美的时候。宁静、深邃、浪漫，满目的霞光从天边铺至眼前，红色的光晕打在教室的窗口、长满青草的足球场和路边静静矗立的邮箱上，被染上色彩的云层像是飞天的凤凰，衔来一束束柔和的光色。

    而现在，黄昏是一天最嘈杂、污糟、混乱的时候，各式各样的机械铁壳子在道路上摩擦、碰撞、呵斥，在原地留下一片乌烟瘴气。街边拉起一道道建筑的围墙，不分昼夜地为城市增添新鲜的伤痕。天边也再看不到如画般的彩霞。

    坐在车里，我静静摇起车窗，隔绝掉带着异味的空气。父亲通过后视镜端详起我的动作，顺带在下一个红灯时，默默摇上了另一边的窗户。

    父亲对我的安全叮嘱仍在继续。他的关心确有道理，只是，媒体关于精神病人的报道往往夸大其词、添油加醋，我作为一名实习的心理咨询师，实际上并不会与所谓危险的病人有过多的接触。

    我像是被抛在岸边大气不敢喘的鲑鱼，睁眼便是灰蒙蒙的天，耳内是听了三个月的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即便如此，我仍在父亲停顿的间隙和关切的目光里，轻哼几声示意自己在听。

    终于，在七点一刻时，父亲的领克车驶入了六角亭，也就是江州市赫赫有名的精神卫生中心，我更愿意用它的别称称呼它。

    六角亭因院内一座六边形无斗拱单檐小亭而得名。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漫上火红的檀木，它就那么静静地矗立在住院楼的身边，与那一片灰白拉出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

    所幸天还没有黑下来，我拎起行李站在父亲的身边，听着冗长而枯燥的寒暄，父亲口中称呼的王院长和张主任早早便等在楼下，偶尔接触的眼神中泛起欣慰的弧光。

    我仰头望去，四面的建筑立刻包围了我，阴沉到一丝风都刮不进这个院落，铁门上弥漫着一股从上个世纪遗留下的湿漉漉的铁锈味。我顺着灰白的水管顺着向上看去，所有的窗户隐没在护栏的庇护之下，老旧的、破碎的砖块嵌在暮色下，像葬礼般生机寥寥。

    黑夜固执地向我涌来，正如我固执地缩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任何鲜明的动静都将引起我狩猎般的警惕——例如三楼窗台边上的那位女人。

    她隔得太远，我看不分明，只有一个模糊而洁白的身影，耳边却响起了一片风铃似的轻盈的鸟啼声。

    我喜欢散文与诗歌里关于女人、关于鸟儿的比喻，更喜欢这位像鸟儿一样安静优雅的女人。

    她隔着栏杆望向我，或是仅仅只是轻描淡写地撇过这边吵闹推攘、故作礼让的一团，带着完全放松的面容，转过一个优美的弧度，将那完美的颈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透过金属窗栏折射过的光晕淌进我的眼里，她干净得像十年前江州的天、江州的水，或是诗人笔下江南烟雨里掩面的桃枝。我忽地觉得，她才不是被圈养在精致牢笼里、为几粒米折腰的金丝雀。

    她在这里，只是因为她愿意。或者说，我才是被圈养起来、没有自由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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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安排在三楼的里侧的办公室，单人单间，被褥和白大褂都是全新的，挂在一拉开就咯吱作响的铁柜里，铁柜后面摆着张小床，不出意外未来两个月我都将躺在这张床上。楼下是食堂，楼上便是王院长和张主任的办公室，听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护士说，我的办公室位置很不错，过一个月等樱花盛开的时候，花香溢进房间里，不用开窗都能闻到。

    我接过护士手里帮我提着的行李，不重，只有几件衬衣外套和牛仔裤，最重的电脑在我背着的书包里，刚刚父亲伸手想要帮我拿，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二十二岁还要被当作小孩，红着脸，跟在年轻护士的身后跑进了楼道。

    房间不用过多收拾，想来听说书记的女儿要来实习的消息后，医院早已派人做过清洁，我甚至怀疑房里除了那件铁柜，其余用品都是全新购置。

    这并非我的本意，去年年底，在为数不多与父亲共进晚餐的时刻，我“通知”他我即将向各大医院递实习申请。其实我知道，哪怕我不说，父亲也能从别的渠道得知这个消息，为避免更多的麻烦，不如我主动说出来。

    意料之外，他没有质疑我想去精神病院实习的想法，也没再像四年前高考填志愿时那样大发雷霆。他只是顿了顿夹菜的手，微不可闻地调整了下呼吸，便问我，“具体想去哪家医院，有想法了吗？”

    “六角亭吧。”我随口一说便是江州人谈之色变、饭后茶谈的地方，但那也确实是江州最好的专诊精神疾病的医院。

    “你的同学们呢？一起吗？”

    “每个人找的医院都不一样，何况还有很多同学是外地人。”我头也没抬，没好气地回答。

    父亲却显得很是高兴，像是连日阴雨后难得一见的晴空万里，满嘴说着一切都交给他了，让我把简历发给他就好。

    我没再说别的话，一切都由着他安排。父亲莫名地兴奋起来，一连给我夹了好几筷子菜，嘴里念叨着年后的安排，我不关心、不在意，默不作声地将剩下半碗米饭扒进嘴里，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

    现在，我如愿以偿地住进了这家医院，三月的风很轻，却也很凉，父亲和二位医院领导的谈话断断续续摇摇晃晃地传进我的耳朵，随着一声汽车引擎的轰鸣，我彻底关上了窗。

    洗漱完成、整理好行李躺在床上时，分针已经转过了两个圈。我故意将窗帘留了一角，可惜仍没能看见今晚的月亮。我索性闭眼，为明天的早起做起了准备。

    我本应感到开心，并像往常一样很快入睡，此时却没由来地不安起来，将被褥攒了又攒、整个人翻了又翻，仍没寻到一个舒适的姿势。那大铁柜将房间一分为二，也将我的视线彻底挡住，困在几平米的狭窄空间内。

    恍惚中，那个白色的身影在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久久挥之不去。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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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实习心理咨询师，我的任务并不多。我跟张主任分配的一位护士长的身后，查房、问话、分药，比起同班同学在周边的城镇的小诊所里吃不好睡不好，我幸运太多。

    那护士名为何青，张主任“小何、小何”地唤她，我却没那个资历，便只是称她为何护士长，每当我在人前这么说时，她总拉拉我的衣角，让我把最后一个字去掉，几次过后我便习惯了。她只长我几岁，在白发一大把的病人面前巴巴地板起脸时，却真的能唬住人，出了病房又很快挂起笑容，侃侃而谈每个病人入院的契机和时长。

    大多数的病人只被安排每月一到两次的心理咨询，熟悉医院的大致流程后，第二周我便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袍坐在了张主任的身边，端起笔记本记下自认为关键的信息。

    精神病院或许是唯一一个无法从外貌穿着进行印象分析的地方。

    当然，我并不是指病人们在统一的蓝白条纹下是千篇一律的人生，而是当眼前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转化为几行字迹和一个我与张主任之间心照不宣的对视与叹息时，外貌、服饰，乃至性别、年龄都不重要了起来。

    或许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又或许他们也明白，这样例行公事的询问，对于病情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

    张主任应该已经见过太多大风大浪，众多的人生变故也只是她千百案例里不起眼的一个，而我只是个普通的大四学生，哪怕学校的专业课排得满满当当，努力在病人面前挺直的腰板和一刻不停的笔记也挡不住眼里泛出的层层同情。

    密密麻麻泛黄的档案里，有的人被写下了足以改变一生的大事，或为丧子丧妻，或为家财散尽，而有的人的档案只有薄薄一张，尽管足够老旧，上面却只有寥寥数语。

    比如，那个女人。

    许枝，当我捧起档案轻轻念出那个名字的时候，仿佛真有一只小鸟从我的指尖轻盈地飞出，扑扇着光洁的羽翼，盈盈落在春日的枝头上。

    顷刻间所有相关的诗词歌赋向我涌来，是“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里的“枝”吗？还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里的“枝”？

    我倾向于后者，更愿意去相信那一眼的朦胧洁白永远属于无尽生机的春日。

    或许，我忘了最出名的那一句。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后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便是这么介绍自己的。

    我久久地注视着她，有时混在人群里光明正大地观察，有时跟在何护士的身后小心翼翼地窥视。

    我发现的与她相关的细节越多，便越是觉得，她像我的母亲。

    不仅是她瘦弱的、飘荡在空荡条纹衫下的身形，还是当下的她巧合的与我母亲去世时的年龄相同，抑或是她静静坐在窗边折出一只只纸鹤时，手指在阳光里翻飞的模样。

    我常常看得入神，很久后才惊觉自己狭窄的比喻。

    她只是她，她应有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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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日子我浑浑噩噩地过了三周，其间父亲来过一次，开着周身溅满尘土的黑色轿车，风尘仆仆地为我送来换季的衣物。大包小包的中间还夹着一些红色的礼盒，最终只有几件浅色的T恤被放回我的房间。

    父亲来的时候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正坐在六角亭内，院里散落着自由活动的病人，阳光直直地打在院内，像是竖起了一道金色的屏风。温度升高后大多数病人便只穿着一件单衣，单薄的裤筒在脚踝的上方晃荡着，偶尔在空荡的院落内泛起点点波澜。

    这里只分上午和下午、月初和月末，因此父亲说起第二天是周末的时候引起了我迟钝的怀疑，我没执着于精确的日期，只是拒绝了他回家休息两天的邀请。

    三月的尾声降临时，我敲开了张主任的门，向她提出我的申请：“张主任，跟着您的这三周我学习到了很多，能跟着您这样的前辈、行业翘楚，看着教科书上的东西变成实际的应用和治疗手段，我真的受益良多。只是……”紧接着我抠了抠脑袋，脸上挂着一幅我从挂科同学那里学来的可怜表情，颇有些为难地继续道：“您也知道，我们在学校里都只是对着课本和PPT学习，大多数知识都没有实际cao作过。我想，经过这三周的学习，我已经对心理咨询的实际cao作有了全面和系统的了解，也在您的指导下掌握了很多技巧，您看……”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强迫自己将视线集中在那双藏在无框眼镜后的瞳孔上，“您看，能不能给我一次与病人单独谈话的机会呢？”

    我厌恶阿谀奉承的自己，说话的间隙，我甚至不敢抬头看到张主任身后镜子里反射的自己，虚伪、懦弱又无能。就像在成长的很多个瞬间，我惊觉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一边利用父亲的职位将自己安排进江州市最好的精神卫生中心，一边在脑海里为自己找了千百个借口、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或许我从来不是什么清高的人，我想要的——便一定要抓住。

    “年轻人想要学习，是好事。”张主任面上波澜不惊，换上了她常用的那副慈善得体的笑容。这笑容我见过许多次，在她与一个个病人对话时、向下属们传递任务时，以及，那天晚上与我父亲对话时。

    一个真正的笑容应该是眉头舒展、面部放松的，而这个，显然不是。

    我明白她在忧心什么：医院的规定、不稳定的病人，但她迟迟没有明确拒绝我，我想，她正在死板的规定和书记的女儿中权衡。

    我小心翼翼地再度开口：“或许您可以选一位病情中等、情绪稳定的病人。”我声音发抖，直直地注视着她，镜中的虚影躬身向前，指向办公桌上泛黄的档案袋，“比如，许枝。”

    我快速地将她的所有相关的信息一股脑地倒在张主任的面前，生怕我说漏了点什么就会遭到严词拒绝。张主任那双老鹰般的眼睛不动声色地审视着我，似是看穿了我真实的目的，在我紧张和不肯退让的倔强目光中拍了拍我的肩，示意我放松下来。

    “可以，我去安排，你好好准备。”

    直到走出办公室，关上那扇门，我才靠在墙上、重重地喘出一口气。